隶书创作六人谈

1.隶书从出现到成熟,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作为当代隶书创作较有成就的青年代表,能否就您的理解对隶书做个简单的介绍?

曾 翔:我不喜欢“成熟”二字,什么东西成熟了就不好玩了。隶书自秦朝古隶到隶变再到两汉发展到了极则,唐朝衰落至明清复兴就是很好的证明。当代隶书要有所发展,溯本求源,深入研究,不可做表面文章。学东西当从不成熟时学起,成熟的东西往往很难发展。

张建会:我初学书法最值得回忆的就是初次见到汉碑石刻拓片时的激动和震撼。虽然斑驳模糊的字迹有的不可识,但碑刻呈现出的那种浑朴气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艺术生命中。后来,接触了汉画像石刻、霍去病墓石雕群像,以及大量的汉碑摩崖石刻等,其所承载着的华夏文明正大气象和民族精神,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牵动了我思维中的壮美之感和博大之魂。正是这种雄浑厚重成为我对汉隶书体创作的基调,也是我多年来对隶书的审美追求。

张 继:隶书作为社会流通的一种字体,早在秦代以前就已出现,两汉方得盛行。魏晋之后,通行字体虽渐被楷书和行书所代替,但作为书法艺术,隶书一直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历代众多书家和书法爱好者。尤其到了清代,碑学兴起,隶书得以空前发展,不乏大家出现。纵观两千多年的隶书发展史,可以说隶书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民族文化艺术繁荣的结晶,是汉字演变和改革的重要成果。隶书的出现为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许雄志:隶书是汉代的代表文字。是一种富有装饰气味的流行于当时的书体。

韩少辉:隶书的演变至东汉发展到顶峰。从隶书的体裁分,主要有标准隶书和通俗隶书两大类。标准隶书即通常所谓八分书,以扁方为主的字形,以左排右波的笔势和左右背分的体势为特征。通俗隶书在东汉晚期大量存在,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之中,体裁受八分影响不大,用笔简捷径直,结构率意自然,书写方便,透露出向楷书过渡的消息。对隶书的学习,除标准隶书为必修外,通俗隶书正是我们创造和形成风格的可资之源泉。

何来胜:隶书从产生起,经历了两个高峰时期,即汉代隶书和清代隶书,汉隶品目繁多,风格多样。大致可分为方笔(《张迁碑》、《衡方碑》)、圆笔(《石门颂》、《曹全碑》)、方圆结合(《礼器碑》、《华山碑》)等。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于学书者来说必须有所侧重。清代出现了许多隶书大家,他们抛开了式微的帖学,取法秦汉及六朝碑版,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为后世学习隶书提供了良好的方法。

2.隶变在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您怎么看待?

曾 翔:“隶变”在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于今天那些保守的、一成不变的创作观念是极好的教育。没有“隶变”我不敢想象书法史将是个什么样子。

张建会:隶变是我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隶变之后在东汉形成成熟的隶书,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意义。隶书在篆书基础上改变使转方式,用笔化圆转为方折,运笔增其提按,结体删繁就简,是今文字之祖。另外,行草书和楷书皆由隶书衍化而出,其意义不言而喻。

张 继:隶书是从篆书蜕变而来。它变圆为方,书写相对便捷纵逸,使汉字最后脱去图画成分从而走向符号化道路。作为我国历史上汉字字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一“隶变”,它宣告了古文字阶段的结束和今文字阶段的开始,它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即基本上不再受客观事物外在形象的束缚,而运用书法艺术特有的线条语言和结字规律及作者的主观意趣来塑造汉字形象,从而抒发个人情怀。

许雄志:划时代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它以独特的魅力有别于其他书体。它的诞生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在此以前书法作品用笔的丰富性。

何来胜:在隶书出现之前,人们以篆书作为日常记录的书体,今人称之为“古体字”。虽然隶书已经萌芽,但还不是主流。随着时代节奏的加快,篆书显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而逐渐被边缘化。隶书作为特定时期产生的书体,十分符合时代的要求,同时也完成了由“古体字”向“今体字”转换的过程。随后产生的草、行、楷等书体也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能谈谈您当前的书法创作情况吗?您的隶书面貌已被人们接受,今后有什么打算?

曾 翔:被人们接受,不敢当。我坚信一条:变则生,守则死。

张建会:我当前在书法创作上,主要是对《西狭颂》有所偏重,作品力求气象高古、博大雄浑。以往比较注重加强用笔的力度和线条的质感;今后在隶书作品中,我想将汉摩崖石刻作为创作给养,沿着追求大气而不失韵致的创作思路去丰富自己的隶书面貌。

张 继:本人于隶书创作颇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早年学书从隶书入手之缘故吧。对于目前的创作,我基本上走的是碑简糅合的路子。我曾撰文谈到:“一件真正优秀之作品,传统是基础,创新是条件,个性是灵魂。然法度之个性生成绝非易事,往往须毕生追求。”对于个性风格的探求,我认为:首先个性表现须有独具面目之线条语言,此为最基本元素。故我尝试用笔师法汉简之率真与畅达,并间或糅以草之飞扬洒脱,篆之婉通圆健,但尽量不失汉碑之金石气息。隶书主笔之一雁尾处理,亦不拘于成法,而是方圆、收放、曲直、轻重多变,均受众隶启发,但务求统一。整体用笔轻重反差之巨亦是从《礼器》中悟得,但务求和谐。为充分调动线条语言之功能,也为丰富用笔、丰富结字,偶以线代点,或以点代面,或以面代线,使得点、线、面相映成趣,似有新奇之效。在今后的隶书创作方面,“化碑于简、以简融碑,仍是我研习隶书之心路,意写碑帖、取我所用仍是我临书之主要手段。博涉诸艺、兼攻诸体乃至取法秦砖汉瓦、诏版权量仍是我隶书创作之重要辅助;不求怪诞、不事严整、心悟雅趣、抒发情性仍是我追寻个性风格并向纵深发展之目标所在。
许雄志:行草书的创作自由性与随意性较大,在随意和快捷中时常可获得意外的效果。而隶书这方面就显得不足,要表现它的特征就须横平竖直地去写,即便写汉简那样的作品也是如此。

我个人的隶书作品虽有一定的面目,但它的单一性是不容否认的,这点我也能感觉到。如何有别于明清古人和时人的面目,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韩少辉:汉、清两个隶书高峰难以逾越。我之隶书与之相比只是高山之沙砾而已,但奋斗是不会停息的。篆书和行书是我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需要强化和攻克的。对其他书体的学习和借鉴,或可使隶书有所成就。
何来胜:当代书法创作,大都以行草为主,篆隶书事实上已成为配角。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当代就没有隶书大家。作为清代书法的延续,当代出现了许多堪与清人媲美的隶书高手,如沈定庵、张海、刘炳森等。作为后学,我在借鉴前人书迹的基础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谈不上有新的突破,当务之急是如何“破茧”。

4.您学习隶书的入门碑帖是什么?今天您认为最适宜入门的隶书碑帖是什么?

曾 翔:我是从秦人古隶入手的,学习隶书的同时还要学习篆书,方能通隶之变。选什么碑当根据自己喜好来定。汉碑如《张迁》、《石门颂》都可做入门之选。

张建会:我学习隶书的入门碑帖是《汉史晨碑》,今天看来我觉得最适合入门的隶书碑帖是《汉礼器碑》。清王澍称其为“汉隶第一”,在多年的教学中也深有体会。在诸多的汉隶作品中,此碑的技法和结体是最为成熟的,其用笔瘦劲刚健,笔锋能锲入纸中,结字以正为奇,法度皆备,乃初习汉隶之门径,为隶书中之楷范。
张 继:我自幼受乡间艺人及两位小学教师影响,喜欢写写画画,但不曾见古人碑帖。大约在读高中阶段得《曹全碑》一册,方开始临习。我认为隶书入门应选择相对比较严谨、工稳且法度比较明确的碑帖,比如《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等,但临习时应注意既要追求结构,同时又要相对自然灵活,切忌刻板,即要求“形神兼备”。

许雄志:最早学过《史晨碑》、《石门颂》、《鲜于璜碑》,后来又临过《张迁碑》和《西狭颂》。对我最有启发价值的是汉简。

临帖和选帖就像一桌子菜,每道菜都有营养,百菜百味,适合于每个人的口味有若干个而不可能是全部。我个人反对初学者从《张迁碑》入手。《张迁碑》,它会使本来对字形不敏感的人或者说对字形驾驭能力不强的初学者遇到更大的麻烦。初学者应该首选的是造型精准结字优美的隶书作品,比如《礼器》、《乙瑛》等。

韩少辉:我接触的第一本隶书字帖是刘炳森书《杜甫诗》,这是1984年的事。不到一年在王朝瑞先生的建议下改临《乙瑛碑》,后又学习了《张迁碑》和《石门颂》。

适于入门的碑帖依个人之见,《乙瑛》、《礼器》、《曹全》、《鲜于璜》都是极规范的隶书范本,择其一种即可。

何来胜:我学书法即从隶书入手,当时没老师指点,全靠自己摸索,凭着对艺术的直觉,我选择了《曹全碑》作为学习隶书的入门碑帖。当时只是觉得此碑字形漂亮,排列整齐,又较完整、清晰,不像其它碑刻那样模糊不清。现在想想,要学好此碑其实难度很大。初学隶书,我认为最适宜的还是《乙瑛碑》、《史晨碑》。学《张迁碑》得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才行。《石门颂》难度更高,字形、节奏都要有所兼顾,用笔难度更大。

5.“学院派”以其相对高超的笔法技巧越来越受书坛关注,但却鲜有隶书高手出现,这是不是因为隶书气质浑朴、精神内敛而技法相对简单不被学院或学生重视造成的?

曾 翔:其实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才是最难学习的,技巧可以力为,精神内涵只可悟得。据我所知,从学院走出的隶书高手也不少,如中央美院的徐海、蔡梦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杨涛等。

张建会:也不尽然,我在三十多年习书过程中,深深感到学习隶书“入门容易提高难”。隶书技法看似简单,实则在用笔上最难把握,需要潜下心来细细揣摩深入锤炼。它不只是笔法技巧层面的问题,更强调笔墨意韵和点画的形质及金石气息等,它需要一定量的沉淀和积累。

张 继:前不久有一位书法家谈到,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隶书方面的实力派书家较之行草书少之又少。事实上,楷书、篆书方面的真正高手也不多,也就是说正书体系的创作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乎以下两点:1.从审美角度,当代人已不满足于仅对正书法度的表现,人们的审美期待越来越高,缺乏生动姿态,缺乏丰富内涵,缺乏情趣、品位的作品已不被大家称颂。2.从创作角度看,一方面前人在篆、隶、楷上曾各臻其巅,占尽风流,为后人留下驰骋才情的天地已十分狭窄。另一方面,正书不像行草那样抒情,正书自身的相对严谨对崇尚自由的当代书家也是一种束缚,尤其是个性风格的生成难度更大,许多书者有回避的可能。

许雄志:“学院派”的技巧“做”出来的多,这与画画有关吧。过分重视形式、构成和所谓笔法的多样性,会失去最主要最本真的东西。汉隶那种质朴、那种排叠、那种雄浑的汉家风骨才是其真魂。

韩少辉:学院派的这种情况和师资所擅书体有关,中央美院就有隶书高手。

何来胜:“学院派”书法近来备受关注,我认为主要还是体现在形式上。和业余玩书法的不同,“学院派”们很专业,学术气氛、研究资料等样样齐全。他们也有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去创作,当然他们对用笔、对结体也相当重视,然而总是形式至上的。“学院派”也有写隶高手,但为数不多。

6.从简帛书可知,隶书笔法十分丰富,汉碑是人工加天工的结果。千年来,人们都处于一种集体“误读”之中,这种误读在今天还有多大的意义?

曾 翔:这个问题与印章的情况有点类似。原生态固然很好,后天的加工也很重要,关键是作品本身的质量。汉碑就是因为多次的再度“创作”才暗合了后人的审美习惯。这说明人们的审美需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的。

张建会:对汉碑石刻的“误读”,实际上是从清代开始的。清代乾嘉之季,碑学兴起,直追秦汉。汉碑石刻由于年代久远及自然风化,特别是摩崖石刻浸蚀剥落,字口模糊,的确这是大自然赋予的一种造化。也正是这种造化,使书家对汉隶造成了“误读”;也正是这种“误读”,才成就了清代众多隶书大家。在今天看来,虽然简帛书大量出土,但我以为对汉碑石刻的解析还应该继续“误读”下去。

张 继:的确,许多书者受汉碑表面效果的影响甚大,这种“误读”当然对学习与创作绝对不利。但是学习隶书,汉碑是基础,它法度完备、气象高古,没有能取代者。只是学习它要有正确的方法,要在心中体悟它的原貌,不要被表象所迷惑,要能“透过刀锋看笔锋”。如果同时加强对简帛书的研习,通过其丰富的笔法,更能提高对汉隶的认知。

许雄志: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即便是汉简,它的用笔也是较单一的。材料的表面不光洁造成的“飞白”效果不能说明它用笔的丰富性。就创作而言,表现简帛书的灵动与随意固然重要,但表现出它的宽博沉雄、伟岸堂堂的气象才是上境。

韩少辉:隶书的本质要求是博大、雄强、质朴、端庄,这不仅仅是因为刻石的人工加天工之结果,而且也是隶书的特质。它同样需要极高的书写技法为其服务,它拒绝拿捏、琐碎、做作甚至创造前的草稿。它貌似简单,入门容易,而写出气象和风格却极难,原因就在于它太“简单”。

何来胜:从流传下来的简帛书法来看,笔法确实十分丰富,但普遍存在草率和随意之嫌,线条的质量并不高。但作为一种风格,我们允许其存在。其实,汉碑笔法也相当丰富,只是经过了人工雕刻,使得我们有些麻木。但是假如没有这种模糊的 “误读”,没有学书者丰富想象的加工,也就不会出现当今隶书百花齐放的局面了。

7.我们今天拥有的简帛书资源,会不会为当代隶书走向振兴、成就隶书大家带来契机?

曾 翔:资源多是好事也是坏事,当代学习简帛书的很多,但写得好的很少。成就一个大家的因素是多样的,资源只能借鉴,但不能照搬。依样画瓢是成不了大师的。

张建会:虽然现在拥有两汉大量的墨迹,但我以为简帛书不能直接取法。我曾在湖南省博物馆看到过简帛书,它字迹很小。要将这么小的字放大后取法,很难写出汉隶雄浑朴茂之气象。在隶书创作上还应“宗汉碑法,取摩崖象,尚简书意”。但简帛书为我们解读汉碑石刻提供了佐证,为当代隶书走向振兴提供了多元的有效资源;简帛书资源也必然会为成就隶书大家带来一定契机。

张 继:简帛书的不断出现为隶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我相信它将对隶书走向振兴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一定会为成就隶书大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许雄志:应该会的。

韩少辉:考古的发现为今天隶书的繁荣带来契机。如何应辉借鉴摩崖刻石、孙其峰借鉴汉简、王镛借鉴民间书法等等。以我愚见,成就隶书大家,振兴当代隶书,取法应上溯周秦篆书。简帛书用笔简捷、活泼,书写性强,具有很强的通俗隶书的意味,它可以丰富我们的隶书创作,使隶书变得活泼多姿,但不能成就大师。
何来胜:我不反对人们对简帛书法的借鉴学习,百花齐放是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代也出现了许多以简帛书为创作主体的名家,如沙曼翁、张海、鲍贤伦等,他们为丰富隶书的创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8.相较清代隶书,您如何来评价当代隶书的发展空间和多元可能?

曾 翔:当代隶书发展的空间很大,如能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多向古人学习,“板凳须坐十年冷”,我想振兴隶书是不成问题的。

张建会:汉隶复兴于清代,在此三百年间就成就了郑、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等隶书大家。相对帖学而言,至今汉碑石刻还没有完全被全面深入地开掘。近现代大量汉碑及简帛书的出土,为当代隶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我们现在无须奢谈隶书的创新,反而还应沉下心来,用多视角和多切入点来细细解读挖掘。隶书创作风格的多元化,相对帖学来说空间更加广阔。

张 继:清代隶书的振兴,让我们得到一种启示,隶书还有相当大的多元发展的空间,关键看当代书家能否真正深入到传统中去作深层次挖掘,能否有感悟地对传统碑帖进行灵活的表现与发挥,能否有机地同相关艺术进行融合,能否有效地将自己的情性通过隶书语言进行表达。

许雄志:多元与单一因人而异。当代的隶书创作越来越会走向“混合体”。传媒、出版、展览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隶书的审美与创作。

韩少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书风。作为实用的书法退出历史舞台和作为艺术书法的响亮提出,标志着书法作为一门完全独立的艺术登上了历史舞台;各种艺术流派争奇斗妍,各具特征而又相互交融。主要有:以文气、灵气、才气为特征,以四川书风为代表;以技术分析、形式构成为特征,以学院派书风为代表;以大气、拙厚、霸悍为特征,以中原书风为代表;以不拘成法、张扬个性为特征,以王镛倡导的流行书风为代表。这些不同的艺术流派展示了书法家主体意识的空前自觉和他们对创作技术层面的空前关注等等。

何来胜:清乾嘉时期,由于金石学的兴起,碑版的大量出土,再加上理论家的推崇,出现了许多写隶高手,为隶书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认为当代书法实际上就是清代书法的延续,它不可能是跨越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隶书发展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加上近来简帛的大量出现,无疑使得隶书发展更加多元化。

9、相较帖学,隶书没有像行草领域的“二王”那样的绝对权威,可谓是百花齐放。对此您怎么看?

曾 翔:前面讲过,简单的东西学起来最难,最好的隶书在使用中又往往不被看好。所以选择隶书的空间相对少一些。殊不知学习隶书对行草书的创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张建会:隶书的发展有别于帖学,它到清代才被唤醒。前人留下的汉碑石刻,不像“二王”书法那样作为经典曾被皇权推崇,世代传承,广泛宣扬;另外,纸张的出现,尺牍的使用,都促使帖学尊崇“二王”成为“不二法门”。汉代隶书石刻,无“功利”可言,小字多置于庙宇,大字又都地处山野,甚至近千年无人问津,何谈“绝对权威”?正是这样的历史现象,才会塑造出隶书的多种风格面貌。汉隶石刻与简帛墨迹成为我们今天创作的两大资源,加上清代诸位隶书大家的成功探索,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隶书名家形成自家风貌。

张 继:在当代崇尚自由、崇尚情趣的大环境下,表现手段更加灵活、表现空间更为广阔的行草书更能适合于大多书者与观者。但书法艺术的百花园中,各种书体之花将顺其自然地竞相开放,如果加以有效导引,必然会出现共同繁荣的良好局面。

许雄志: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学“二王”不是绝对的。一千多年前“二王”即出现了,历史上的大家风格各异,有几人是停留在“二王”上面的?时下一股脑地学“二王”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二王”是经典的,但它不是精典的唯一。就像20世纪80年代以河南书家群为代表的学王铎的流行。后来明清尺牍风气的流行,后来以书谱风的流行,再后来是米南宫书风的泛滥。现在是猛学“二王”法帖。这是一种新跟风。学“二王”只是一个追随,而不是终极和唯一。

韩少辉:何为权威?王右军被李世民奉为帖学的权威,无非没有个性、技法完备而已。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是李世民成就了王羲之。从这个意义上讲,汉碑中的《礼器》、《乙瑛》等也可谓权威。隶书的笔法、气势、空间造型、章法、布局等等辩证关系它们俱有,艺术内涵丰富。当然这不是否定“二王”在书法史上的价值,但在破除个人迷信和解放思想的今天,我们应客观、公允、历史地对待书法史上的每一座丰碑。

何来胜:由于隶书风格的多样性,学书者仅凭个人兴趣即能找到与已相近的书法范本进行临摹学习,结体、用笔也较为自由,对于风格的创造也容易得多。二王书风,作为书法经典,是后人学习行草书的不二法门,影响书坛一千多年,无论用笔、结字都有一套规范程序,相对来讲,它的创造性也就大大缩小了。

10.您心目中的隶书大家都有谁?

曾 翔:如果是指古人,那我喜欢陈洪绶。

张建会:在清代的隶书大家中我最崇拜金农。虽然他那个时代简帛书还没有出土,但我们却能从他的隶书作品中体会到他对汉碑石刻的真正含义上的理解,解读出他对墨迹与石刻关系的真正把握。他的隶书不但有两汉之神韵,而且在某些用笔上与简帛书相暗合。另外金农在隶书创作上,胆敢独造,形成漆书之独特书风。金农隶书作品为当代隶书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那就是要以古为新。“古”即对传统挖掘得要深,“新”即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精神境界,也就是以汉隶之神理,发时代之意趣。

许雄志:清代有的邓石如、伊秉绶。当代的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