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高百代古无比,书法画法前人前——纪念八大山人诞辰

  • 发布时间: 2012/5/9 9: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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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小像(清) 黄安平 绘

花鸟杂画册之一

个山杂画之海棠

荷花水鸟图轴

  孤寂的圣僧

  □ 李晖

  公元1626年的一天,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又一个宗室子弟的诞生。随着这个婴儿的呱呱坠地,中国的艺术史注定要书写新的篇章。这个婴儿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的第九代后裔,弋阳王孙朱统 。因生下时双耳较大,又取一庠名曰朱耷。朱耷自幼聪明,八岁即能作诗,很早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书法、绘画和篆刻,并熟读儒家经典。他从童生经县试、府试、院试,十八岁时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然而,正当他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科举之路上攀登时,1644年,建国277年的明王朝大厦在农民起义和满清铁骑的内外夹攻下轰然倒塌。一片血雨腥风中,1645年清兵攻入南昌,大肆捕杀明室后裔。朱耷隐姓埋名,逃到奉新山中藏身,在饥寒交迫中等待了3年,期望南明的几个小朝廷能够恢复大明的江山,然而终究大失所望。为避追捕,1648年,23岁的朱耷终于出家当了和尚。1653年,他在进贤县的介冈灯社拜释弘敏为师,取名释传綮,潜心研究佛家经典,从此开始了长达27年的禅修生涯。

  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社会环境逐渐宽松。1674年,朱耷请老友黄安平为自己绘制了一幅全身肖像,并钤上“西江弋阳王孙”的朱文印,打破了弃家为僧以来对自己身世的长期沉默。1681年,朱耷在好友家中突发狂疾,时而大哭,时而大笑,并焚烧掉僧衣,步行回到久别的故乡南昌,流落于南昌街头,手舞足蹈,日夜癫狂。幸亏有一天被一个族侄在街上认出并领回家中,经调养治疗,逐渐痊愈。治病期间,家人将赵孟頫所书《八大人圆觉经》给他看,“山人喜而跋之,因此自号。”《八大人圆觉经》提供了八条诸佛菩萨觉悟澄知、得成正果的门径,主要内容是开导人随遇而安,安贫守道,自我解脱。从此之后,八大山人正式弃僧还俗,蓄发娶妻,并开始卖画为生,直至1705年他80岁时去世。

  八大山人幼承家学,在花鸟画笔墨造型上继承和发展了明代沈周、陈淳、徐渭、周之冕的技法,尤其是继承和发展了徐渭的大写意画风,使写意水墨画成为中国画最有特色的一种画法而流传后世。由于八大山人痛遭家国之变,因此,他对清王朝始终抱着不妥协的态度,并在许多画作中寄托了自己的愤懑之情。所以他画作中出现的是鼓腹的鸟、瞪眼的鱼,眼珠向上,是白眼向天,以表示与清廷誓不两立;以许多隐晦幽涩的诗句题跋,讽制清朝统治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是苦心孤诣地以极其含蓄的象征手法来表达对清廷永不屈服的精神。

  还俗后的八大山人,从小我的心灵苦闷中挣脱出来,许多诗和画不再分明地流露对清廷的强烈仇恨,画作中的花鸟反而显出了清新、俊逸、活泼、朗润、含蓄、空明的美。72岁时作的《河上花图卷》,描写荷塘一隅,满塘荷花,有的映日盛开,有的含苞待放,荷叶密布,俯仰欹侧,迎风摇曳,相映成趣。配以岸柳怪石、幽兰疏篁,用笔出神入化,笔墨生辉,墨气四射,追光蹈影之势,魅力跃然,是八大清高拔俗、超出尘表的人格精神的写照。

  70岁以后是八大山人山水画创作的旺盛期。他在学习董其昌的基础上,又上溯董源、米芾、黄公望、倪瓒,他把董源的平淡天真、黄公望的萧散简远、米芾的水墨淋漓、倪瓒的干笔淡墨,提炼取舍,取精用宏,形成了自家风貌。树石用笔柔中带刚,笔墨滋润明洁又苍莽生辣,有一种豪迈冷逸之气。

  八大山人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出入诸家,涉猎楷、隶、行诸体,主要取法欧阳询、欧阳通父子,结体险峻,用笔方劲,50岁左右转学董其昌的清秀疏朗、黄庭坚的奇拗纵横。60岁后在研究钟繇、王羲之、颜真卿笔法的基础上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成熟完善期的八大山人书法以行草书为胜,以秃笔中锋悬肘运篆籀笔法,寓方于圆,以长弧线为主,减少提按和顿挫,有藏头护尾之美,而无起止之迹,写出了圆浑清润、简朴自然、含蓄凝重、寂寞淡然的情调。后人评价八大山人是“以书入画,以画入书”,他把篆书的笔法融入写意画,反过来,又将荷茎的浑圆刚劲、富有弹性的笔法运用到行草书中,开创了画家的书法以碑刻篆书入行草的先河。八大后期的书法,“绚烂之极,复归平淡”,反映了其晚年超越的心境。

  八大山人飘零的身世以及避祸于乱世的遗民情结,从王孙贵族到禅学宗师再到疯癫哑疾的大起大落,铸成了他的自我放逐和无家可归、离群索居的心态,也导致了他对所处社会现实不理解的孤独感。他是自我压抑的,内心深处的孤高自傲与现实社会总是格格不入,乃至与当时的画坛也是落落寡合。八大山人在当时虽然名满天下,但直接的追随者却无一人,因为他是孤寂而出世的,其笔墨境界不可有二。然而,其艺术却影响泽及至今三百多年。清末民初之后,学习八大山人而成就卓著的有任伯年、吴昌硕、王震、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傅抱石等人。

  现在对八大山人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近年来,八大山人的书画作品也成为海内外收藏家的关注重点,拍卖价格最高达到1540万一幅。如今,南昌市郊的青云谱道院是享誉世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八大山人列为“中国十大文化艺术名人”。人民美术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出版了八大山人的作品集。八大山人纪念馆出版了《八大山人研究》。学者崔自默、李一,著名的八大山人研究专家李旦、萧鸿鸣先后出版了他们的学术专著。南昌市人民政府在1986年举办了纪念八大山人诞辰三百六十周年纪念活动,近日又举办了八大山人诞辰三百八十周年纪念活动。

  一代宗师身后并不孤寂。

  难以走近的故乡人——八大山人随想

  □ 顾正良

  以为秋天到了,谁知才凉爽几日的天,忽然又闷热起来。夜难成寐,辗转于书案前,还是心浮气燥、不能静心。见案头放有一册《八大山人画集》,随意翻阅间,见前页有“八大山人小像”一图,引起了一时的同感,眼前:山人身着葛衫,足登芒履,头戴一顶可遮日头的竹笠,这消夏的衣着,不就与我同在南昌——这片有着“火炉”之称的土地上吗!

  八大山人,为大多南昌人所熟知,南郊就有一地“青云谱”,曾是山人修道之处,今名“八大山人纪念馆”。馆中长期陈列着其书画作品及生平年谱,园中环境也清幽宜人,是游人常去的休闲之地。概缘于此,人们对八大有了个简介式的了解:“八大山人,名朱耷,明皇朱元璋十六子世孙,居南昌。明亡后,出家为僧。隐约玩世,寄情于书画,题‘八大山人’如‘笑之’、‘哭之’,为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书画家。”但面对着他那些看起来让人似懂非懂的作品时,大多数人有了茫然的神情,似乎山人名声太大,不好妄言。

  其实,山人早在生前(清康熙年间),已经是名满天下。清人邵长蘅在他的《八大山人传》中就有言:“世人多知山人,然竟无知山人者。”大隐也,历史上真正了解他的人的确不多,然而民间有关他的趣闻记载倒不少,多半是说“山人性情怪癖,时僧、时道、时而作哑、时而又佯疯,权贵显人数金不可得他‘一花一石’,贫士、山僧于贱席上索得墨宝却不少”云云。“形随俗而志清高,身处世而心逍遥。”山人之气节、人品、操守由此也可见一斑。

  我崇尚八大山人真儒士之人格,也叹服他的画,曾见其巨制:气势纵横、酣畅凝重、雄奇而冷峻,渴林泉者可得浩然之气;也曾见他的小品册页:寥寥数笔于咫尺间,笔墨与形象浑然一体,或点、或线、或枯、或湿,中侧并用,笔墨透明,“干如秋风,润含春雨。”或松、或石、或鸟、或鱼,或花果、或兰竹,笔于理间,笔周意内,且无斧凿痕。将自然之美凝炼为形式之美,情感在笔墨之中自由不羁地得到抒发。

  “墨点无多泪点多”,自然是山人艺术与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泛指其简约的艺术表现特性。清人恽南田云:“画以简贵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山人作画笔墨精深,布势知白守黑,简约的形象后大片空白,又往往仅题“八大山人”四字款,如此疏朗的构图竟然有增一笔不可减一笔不行的极致,这种美的极致,是惨淡经营下的结局,有着言简而意无穷之境界。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审美理念、远古的彩陶、商周的青铜、汉唐的佛像及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百姓眼中的戏曲、夫子笔下的文章,无不透射着简约的美感,正是这种简约下的空白,给人留出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八大山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他有着登峰造极的成就及不同寻常的经历。有人说他是个天才,他的出现已影响中国画史三百年,至今不衰。也有人说他神秘,至今其身世、字号、生平还是众说纷纭,有待后续考证。但有一点大家是认同的:他是江西南昌人,生于斯、长于斯,隐于释、隐于道,也只在进贤、奉新、新建、南昌等地。

  他是一个画坛奇人,一个有些神秘的人,一个故乡的人,一个让我们难以走近的人。

  (作者为江西省美协会员、南昌市政协委员、南昌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致力于中国写意画研习、创作近30年。)

  心与境寂 道随悟深——如何欣赏八大山人作品

  □ 范坚

  八大山人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位杰出的书画艺术家,其独树一帜、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启迪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有西方艺术评论家谓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感,是传统与现代意味的完美整合,正合乎所谓天人合一、返朴归真、物我两忘的境界。

  八大山人的作品可分为书法、山水、花鸟三大类,存世大约有两千多件。一个书画家一辈子能有如此多数量的作品,而且又如此完美精湛、神全气整、情趣无限,令人感佩不已。

  要了解八大山人的书画内涵,首先要从了解其身世开始。八大是明皇室后裔,少年的贵胄生活、锦衣玉食,直至十九岁时遭遇家国之变,命途的多舛,使其精神遭受重创,但最后他在宗教中找到自己的归属。开始山人复明之心不死,身体力行参加反清抗战。后来感觉到实无回天之力,才逐渐以笔代戎,用书画作品倾吐自己的心声。至山人创作晚期,这种锐志慢慢消失,而将艺术和宗教嫁接,纯粹地浸沤在一方净土中,从而产生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八大山人奇特并震撼人心的作品。正可谓“心与境寂、道随悟深”。也可说没有明朝的覆灭,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可能没有如此之高。

  了解了八大山人的身世,对他的书画欣赏学习就有一定的认识基础。他的精品和能品如何区别?他在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何不同?各个时期不同题材和相同题材的表现方式有何不同?用这种对比研究的方法找到我们学习和欣赏的切入点,就会得到愉悦和进步,也有利于鉴赏和收藏。比如有人言,八大画动物眼睛都是向上翻,以示对清朝的不满与愤恨,乍一听似有道理,但我读山人画后以为此言不尽山人之意。不知大家注意没有,人在沉思或急于想找问题答案时,眼睛也会朝上。眼睛上翻,或许是神情特别专注的表现。

  在技巧上,若要读懂山人的画,一定要深入细致才是。这使我想起与著名画家唐云先生的一段闲聊:唐先生是一位大收藏家,十几幅八大山人原作与唐先生朝夕相处。在他卧室,唐先生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八大荷花册页,激动地对我说:“你看,大师就是大师,那么几枝荷干,刷刷几笔,干顶上这有一笔,侬注意嘛!他稍加了一笔很小的挑点接上,就与其它几干拉开了关系,生动得不得了!”老先生观察如此深入,我当时也似懂非懂地不停点头。潘天寿先生告诫他的学生,不要临摹八大山人的画,现在想来也有一定道理。八大的画,初学者确实不能临,尤其是后期作品。为什么?因为年轻,阅历、实践、修养不到,不如先多看、多读,从基本功练起,有了积累再临不迟。据说,潘先生自己晚年若到全国各大博物馆参观,任何书画不观,仅观八大山人书画。他的书画里吸收了八大的东西,但又有强烈的自己的风格。如他的书法夸张变形,章法安排布局都有山人的痕迹。只不过八大取圆弧之势为多,而潘天寿取方悍之势为多。八大用笔中锋为多而潘天寿以偏锋为主。临其意而非取其形,学其神而非循其迹,这些都值得我等晚辈借鉴学习。

  古人云:得师法高仅得其中,得师法中仅得其下。而八大山人则能做到“得师法高超师法上”。八大山人的早期作品还是以借鉴学习为主,个性面貌不是很强烈。但看得出,他学习前人绝不一味抄袭。一件他仿黄庭坚书风的颂酒德行书,一看就是黄庭坚风格,其中糅合欧阳洵的楷书影子,但里面有他自己的意识和风格。他学董其昌的书画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早年学董书法几可乱真,学董山水也不例外,清逸空灵还有过之。而到中年末期,他豁然一变,书画都无董影,但格调和境界要比董高出一筹。八大常书《兰亭序》学晋人笔意,在多件此类作品中,他在学习二王书法的同时,仍不失自己个性。那二王精美、华贵、细腻的笔划,青藤跳跃奔泻、节奏强烈的笔触,都在他书画中溶炼成一味仙丹。而这仙丹又是他在画外佛禅、神仙之道所悟所修中得到的人世间少有的东西。六十岁左右,他刻的一方“可得神仙”之印,或许是他心中最大的喜悦自慰。

  八大山人对艺术的这种善学深悟、新寂定慧的精神,值得我们对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书画大师产生无限崇敬之情。

  (作者为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书法、国画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八大作品拍卖价格一览

  □ 朱浩云

  由于八大山人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后人造假较多,其中以张大千造假最具水平,许多作品几可乱真,并骗过了不少鉴定家,有的作品至今还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珍藏。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博物馆也十分注意收购八大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一般藏家不会轻易抛出,故市场上已很少见到他的作品,偶有亮相,只要作品可靠,藏家往往不惜巨资收购。

  1989年纽约佳士得曾推出他的《行书白居易诗》以9.9万美元成交,这一价格在当时并不低。1990年纽约佳士得又推出了他的《猫石图》(水墨纸本),以1.8万美元被一买家竞得。1991年他的《荷花》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被拍至34万美元,同年,他的精品《花鸟册》被纽约佳士得拍至60.5万美元,创造了八大作品的市场最高价。1992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兴起后,他的作品偶尔也在拍卖场上亮相,如1995年他的《双鹰松寿图》和《梅石图》在朵云轩拍卖会上分别以22万元和17.6万元成交;1998年他的《书画合锦册》在朵云轩拍卖会上被拍至35.2万元,2000年他的《行书乐苑》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69.47万港元成交。今年6月初,他的《山水》立轴亮相华辰春拍,以1540万元成交,创下今年以来国内书画拍卖的最高成交价。

  鉴于八大山人的艺术在中国画坛上是一个高峰,他的作品市场价位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未来只要市场上出现八大山人的精品,势必会受到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和大典藏家青睐。同时八大山人作品的市场纪录还会不断被刷新,让我们拭目以待。

萧鸿鸣: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自序

自 序

  八大山人是中国古典美术史中一个划时代的画家。八大山人研究也是中国美术史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自从八大山人同时代人绍长蘅、龙科宝等人为八大山人立传、评说以来,有关八大山人的这一话题,便一直成为了美术界、史学界或对其身世试图进行考证,或对其生平进行探索,或对其艺术展开讨论、阐释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书画作品甚至成了造假、作伪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新中国的诞生,给八大山人的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成为了八大山人研究再度中兴的时代契机。由此,八大山人的研究,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的八大山人研究学科。

  面对着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研究界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历史贡献,但是却始终未能有一部囊括其身世、生平、交友、交游,以及系统地介绍其作品状况和发展规律的、独立成书的系年书籍,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

  从研究八大山人的作品入手,断代、分期、甄别、风格样式和个性特征,以及在研究中遇到的许多令人难以理解和解释的图文样式、题诗、款识、印章、花押等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是要写好这本《系年》最基本的原动力,这才有了这本《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

  八大山人是一个具有独特身份,处在独特历史条件下,融汇独特文化内涵的一个独具个性色彩的人物。他是明王朝的宗室子孙,可又生不逢时,在一岁到十九岁的王孙生涯里,明朝正面临着日益衰弱,大厦将倾的危亡时刻。因此,八大山人的童年,并不像有的研究人员想象的那样,过着锦衣肉食的日子,而是生活在一个既要表明王室身份,又不得不放下王室架子,步步走向没落的贵族家庭。也正是因为如此,八大山人才会有参加宗考,获取“诸生”功名衔,以期靠科举、走仕途的道路来改变家境的举动。

  1644年的甲申之变,不惟在中国历史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八大山人作为明王的子孙,当然会在这场国破、君亡的巨大动荡和悲痛面前受到冲击。绍长蘅在《八大山人传》中指出的:“弱冠遭变弃家”指的即是八大山人由国家的宗室,一下子变成了逃亡大军中得一员;从落发为僧到地方寺院“竖拂称宗师”,隐姓埋名几十年的“遭变”。这场“遭变”,虽然给八大山人的一生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在情感世界里形成了一个永远难以解开的“死结”,但却成为了促成八大山人走向艺术巨人的最关键的转折点。

  对于清朝王朝,八大山人当然有其自己的认识,因为八大山人明确地知道,明王朝的灭亡,并不是亡在清帝国,而是亡在自身的“气数”已尽和直接亡于李自成的农民军。这一点,从八大山人敢于在清朝对明王子孙实行严厉控制和残酷统治的情形下,公然在其书画作品中署上“三月十九”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地在煤山上吊自尽的花押,便是最好的证明。八大山人对清王朝的仇恨和鄙视,与所有的明末遗民的情感以及大汉族思想“唯有中国居内以制夷狄,未闻夷狄居中国而治”的华夷之辩是同出一辙的。因此,基于这一点,对于八大山人在许多变化着的思想支配下,产生出来的作品变化,用发展的眼光和阶段性的认识方法去分析、理解,便能找到一种最为合理的解释。八大山人所拥有的特殊身世和独特的历史时代遭遇,造就了他的轶世之才,从而使其成为后世几百年来艺术领域内的楷模和典范,这种在中国美术史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的取得,除去他家传的教育以及他本人独具的天赋外,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所处的区域文化给予的影响。八大山人终其一生,未走出过江西境地,可以说:是江西这块土地给予了他足够的养份,才使得他成为艺术的巨人。从八大山人遗留下来的众多的书画作品和题诗、信札、印章等中,都可以看出这些作品无一不浸透着这一地区宗教、文化、风俗、民情、语言以及教化等一系列区域文化给予他的巨大影响。因此,要对八大山人的身世进行考证,对其生平进行考察,对其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试图找出其作品形成乃至影响后世的审美规律,就必须对八大山人所处的区域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仅要懂得中国传统绘画、书法、诗歌,还应当懂得中国历史、中国宗教、中国民俗,并且对八大山人所处的区域内的地方语言、风土人情、地理环境、文化承传、宗教信仰等一切文化形态有所了解和研究。因为只有在具备了熟悉、掌握这一区域文化形态的基础上,才能从八大山人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探索出作为明王宗室后裔的实质性感情来,才能把握到八大山人在其艺术表象形式后面,所要展示的精神内涵和贵胄情节来,才能从晚明士风的整体思想体系和道德观念中,提炼出具有独特个性的八大山人思想和道德观念来,才能从八大山人作品的风各中,看出其与众不同的“气节”和“品质”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八大山人一生中许多让后人认为怪诞、不可理解的行为、作品,做出合理的解释,找到令人信服、符合事实的诠释来。

  在研究八大山人的过程中,我也曾一度陷入八大山人就是朱道朗的泥潭。在八大山人既为僧,又为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献和作品面前,在许多无法合二为一的铁的史料和事实面前,我摆脱了这一长期困扰自己、使自己难以自拔的痛苦。

  今天,关于朱道朗的话题已成为了历史,然而,在当时八大山人就是朱道朗的喧嚣声中,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是一次石破天惊之举。我有幸也参加了这场力量悬殊的讨论。虽然今天南昌青云谱已由原来的“八大山人纪念馆”改名为“八大山人陈列馆”,但是,在学术界仍然有些研究人员,无时不在地给八大山人强加上许多个人感情色彩的东西,从主观上使八大山人成为了一个自始至终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和阶级仇恨者。由于这一观点的建立,导致了在阐释八大山人艺术成就,乃至具体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切实际的说法,从而误导了许多热爱八大山人作品的读者和后人。因此,又基于这一点,我将把这十多年来研究八大山人的成果,系统地整理出来,陆续集结出版。对于在八大山人研究过程中遗留的、尚未破释的疑难,在这些著作中也将一一指出,以期能有更多的同仁来研究八大山人。使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和无愧于我们的先人。